TIGIT 曾被视为继 Keytruda 之后肿瘤免疫治疗的下一个“圣杯”。作为一种理论上能同时解除免疫刹车并踩下油路的蛋白,它吸引了罗氏、默克、GSK 等几乎所有制药巨头。罗氏主导的 tiragolumab 在二期临床中表现亮眼,甚至获得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。为了抢占市场,罗氏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平行适应症项目“SKYSCRAPER”,投入数十亿美元,进行了 12 项三期临床试验。然而,自 2022 年起,噩耗频传。先是小细胞肺癌试验未达终点,随后旗舰非小细胞肺癌试验在无进展生存期(PFS)和总生存期(OS)上双线失利,甚至有试验显示用药组患者比对照组死得更快。罗氏的失败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:默克的 vibostolimab、GSK 与 iTeos 的合作项目、以及试图通过“Fc 沉默”技术救市的 domvanalimab 相继宣告失败。据 BMJ 肿瘤学分析,整个行业卷入了约 4.9 万名患者,烧掉了超过 30 亿美元。这场惨败并非源于学术造假,而是源于生物学机制的极端复杂性:TIGIT 处于免疫信号网的复杂交汇点,单纯的阻断并不像理论推演那样有效。TIGIT 事件最终成为了生物医药研发史上著名的“羊群效应”案例,警示业界的不仅有科学上的不确定性,更有盲从带来的巨额资源浪费。
事件分析
💡 核心观点:并非所有的免疫刹车都连着车轮:TIGIT 的全军覆没揭示了生物医药研发的非线性本质与盲目跟风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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