携程被查：算法收租时代的终结与社会共识的转向

一个五台山脚下的酒店老板,盯着后台的价格跳来跳去,最后放弃了抵抗。他的困境很简单:要么接受平台把房价改到亏本,要么失去所有客源。这不是生意场上的正常博弈,而是一场不对等的单方面定价。

2026年1月14日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。表面上看,这是一起反垄断案件;往深处看,这是中国社会对”算法权力”的一次集体反思,也是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关系重构的信号。

这不是第一次反垄断,但这次不一样

阿里被罚182亿、美团被罚34亿,那是2021年的事。当时打击的是”二选一”这种显性垄断行为——平台公开要求商家站队,简单粗暴。

携程这次面对的指控更隐蔽,也更本质:算法改价。

商家反映的场景很魔幻:你在后台关掉”调价助手”,第二天发现它自己又开了;你手动改回正常价格,系统判你违约并扣流量;你申诉,业务经理说”这是系统自动的”。最后你发现,自己对房间的定价权已经被算法彻底剥夺。

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在于,它把定价权——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自由——变成了平台手里的开关。以前地主收租,至少你还能决定种什么、卖多少钱;现在算法收租,连你的定价权都是租来的。

从撮合者到地主:平台的角色异化

携程的崛起史,其实是一部并购史。2015年前后,通过收购去哪儿、艺龙、同程,携程系在国内在线旅游市场的份额逼近70%。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,让它从一个”中介”变成了”守门人”。

守门人的权力有多大?数据说话:

• 携程2025年前三季度净利润199亿,净利率32%
• 同期酒店行业RevPAR(每间客房收入)下降9.7%,大量酒店亏损
• 平台佣金从基础的12%-15%,加上推广费可达房费的30%-40%

这是典型的”地租经济”。携程的利润不来自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提升,而来自对上下游的议价权垄断。它掌握了流量入口,就能对酒店收”过路费”;它控制了定价工具,就能对整个行业实施”降维打击”。

用金融术语说,携程已经从一家科技公司变成了“流量资产管理公司”。它管理的不是用户体验,而是流量这种金融资产的收益率。酒店是资产池,消费者是现金流,算法是风控模型。

这种商业模式的问题在哪?它把整个产业链变成了零和博弈:平台赚的每一分钱,都是从酒店和消费者那里挤出来的,而不是通过创造新价值获得的。

为什么是2026年?反内卷的政治经济学

202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,把”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”列为2026年重点任务。这个表述背后,是宏观经济逻辑的根本转变。

过去二十年,中国经济的主旋律是”做大蛋糕”——增长优先,效率至上。在这个逻辑下,平台通过价格战、补贴战快速做大GMV,确实提高了交易效率。问题是,当蛋糕做到一定规模,继续靠压低价格来增长,就不再是提高效率,而是“制造内卷”。

携程的”调价助手”就是内卷制造机:

1. 算法自动扫描全网,发现竞品平台价格更低,立刻跟进
2. A酒店被迫降价,B酒店跟着降,C酒店也得降
3. 所有人都赚不到钱,但交易量上去了
4. 平台按GMV抽成,利润不降反升

这种竞争模式的后果是什么?酒店没钱换床单、餐厅没钱买好食材、服务员工资降低。消费者看似得到了低价,实际上买到的是降级的服务。整个行业陷入”低价-低质-低利润”的死循环。

这就是”内卷”:所有人都在努力,但整个系统没有进步,甚至在倒退。

2026年的政策转向,本质上是承认了一个事实:单纯追求交易量的增长,已经走到尽头。现在的目标是”分好蛋糕”——让实体经济有利润空间,让劳动者有尊严收入,让消费能够可持续。

携程被查,是这个政策转向的第一枪。

这场博弈重塑了什么?

从法律层面看,这次调查可能会带来数十亿罚款(参照阿里4%、美团3%的先例,携程可能面临20-40亿罚金)。但罚款不是重点,重点是规则的重写。

算法的边界

以前,平台可以说”这是算法自动的,我们也不知道”。现在监管明确:算法的设计意图要负法律责任。如果你的算法被设计成自动干预商家定价,那这就是主观故意的垄断行为。

这意味着,以后平台开发任何涉及定价、流量分配、交易规则的算法,都要通过”算法审查”。代码不再是中立的,代码即权力,权力要接受监管。

定价权的回归

商家能不能自己决定卖多少钱?这个听起来理所当然的权利,在过去几年被算法逐渐侵蚀。这次调查的核心诉求,就是把定价权还给商家。

平台可以提供定价建议、市场分析工具,但不能强制修改价格。这是商业自由的底线。

零供关系的再平衡

更深层的变化在于,供应商(酒店、商家)开始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形式,进行集体博弈。云南省旅游民宿协会、黄山市徽州民宿协会在这次调查前做了大量证据收集工作。

以前是一个个原子化的小商家对抗庞大的平台,力量悬殊。现在通过组织化,商家有了与平台谈判的筹码。这种”集体议价权”的觉醒,可能比反垄断罚款本身更重要。

资本市场的重新定价

携程股价单日暴跌20%,市值蒸发253亿。这不仅仅是恐慌性抛售,而是估值逻辑的根本重构。

过去,互联网平台被视为高增长的科技股,享受30-50倍的市盈率。逻辑是:它们拥有网络效应、规模经济、高利润率,能持续快速增长。

现在,监管要求平台回归”基础设施”属性。基础设施可以赚钱,但不能暴利;可以收过路费,但费率要受限。这意味着携程的估值,要从”科技股”向”公用事业股”靠拢——稳定但有限的回报率。

这个转变对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是信号:流量红利时代结束了,地租模式走不通了,必须回归创造真实价值。

社会共识的转变

更值得关注的是舆论反应。”早该查了”、”喜大普奔”、”天下苦携程久矣”——这种一边倒的支持,反映了公众认知的根本转变。

五年前,人们还在为互联网平台欢呼,觉得它们代表效率、代表未来。现在,人们开始警惕算法的权力,质疑平台的公平性,反思技术进步到底惠及了谁。

这种认知转变不是偶然的。当”大数据杀熟”成为常态、当老用户比新用户支付更高价格、当商家被算法逼到墙角——人们意识到,技术本身是中立的,但掌握技术的人不一定是。

携程事件是一个标志:中国社会对”算法治理”的共识,从”让子弹飞一会儿”变成了”该管管了”。

这场变革意味着什么?

携程被查,不是一个孤立事件,而是一个时代转折的缩影。

从经济逻辑看,这是从”流量经济”到”价值经济”的转变。以前拼的是谁能烧钱圈地、快速做大;现在拼的是谁能创造真实价值、建立可持续模式。

从社会治理看,这是对”算法权力”的一次确权。算法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,平台不能把商业规则当私法执行。数字社会需要的不是技术霸权,而是技术民主。

从金融视角看,这是对”资本效率”的重新定义。过去资本追求的是IRR(内部收益率)最大化,哪怕是通过挤压产业链实现的;现在要考虑ESG(环境、社会、治理),要看这个商业模式对整个生态的影响。

对普通人来说,这场变革的意义很简单:你买东西的时候,不用再担心被算法区别对待;你开店做生意的时候,能自己决定卖多少钱。

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公平,也是最难守住的公平。

写在最后

五台山那个酒店老板,可能还不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公告意味着什么。但他或许能感觉到,那个”关不掉的按钮”,终于可能被真正关掉了。

算法收租的时代该结束了。接下来,轮到创造真实价值的人登场。